文 | 钱钱
编辑 | 阿景
IPAM最近挺热闹，刚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（NSF）手里接过五年资助合同，按理说该松口气庆祝，结果所长马克·戈尔斯廷对着媒体直摇头，“钱还是不够，连基本运营都悬。
”这话听着矛盾，直到看见陶哲轩发的联名信，才算明白这哪是单纯的经费问题，分明是美国科研的老底快被掏空了。
从数学圣殿到众筹求生，IPAM三十年风光为何突然难以为继？
2000年IPAM成立那会儿，NSF可是下了血本，一口气砸了750万美元启动资金。
作为NSF钦点的六大科研所之一，它的定位很明确，当数学界的“跨界红娘”。
展开剩余82%把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工程师拉到一张桌子上聊，结果还真聊出了大名堂“压缩感知”技术就是在这儿搞出来的，现在医院CT扫描、手机信号处理都离不开这东西。
鼎盛时期的IPAM有多风光？每年办40多个研讨会，全球顶尖学者挤破头想参加。
年轻学者更把这儿当“学术跳板”，在这儿待过的博士后，回国基本能直接评副教授。
可2023年NSF的新合同下来，大家才发现不对劲，五年总经费看着不少，摊到每年比十年前还少三成，连办公楼水电费都快不够了。
马克所长私下跟朋友吐槽，“以前请个诺奖得主来做报告，机票住宿全包，现在得让人家自掏腰包，还要提前三个月预约。”
这话传到陶哲轩耳朵里，这位菲尔兹奖得主坐不住了。
他在斯坦福当教授时，IPAM没少帮他牵线合作，现在看着老伙计落难，干脆亲自下场。
上个月陶哲轩牵头发了封联名信，120多个院士跟着签名，递给国会的时候加了句实在话，“要是连IPAM都保不住，未来十年美国别想在人工智能、量子计算上领先。”
光写信不够，他还带着学生搞在线筹款，目标200万美元，半个月凑了80万，捐款名单里不少熟面孔有他带过的博士生，还有当年在IPAM蹭过咖啡的中国学者。
当科学家开始为工资发愁，一场看不见的人才外流正在发生
IPAM的困境不是孤例，整个美国科研界这两年都在喊疼。
宾大去年直接撤回了17个研究生offer，理由直白得扎心，“没钱发补助”。
UCLA物理系的老教授理查德更无奈，实验室的液氮预算砍了一半，学生做实验得掐着表用，“以前觉得搞科研是铁饭碗，现在跟临时工似的。”
最让人难受的是青年学者。
35岁的助理教授艾米丽算过一笔账，申请NSF青年基金有年龄线，38岁前必须拿到，不然tenure基本没戏。
为了赶时间，她连续三年没休过暑假，孩子出生那天还在改论文。
“以前听说中国学者压力大，现在看看自己，半斤八两。”这话在年轻学者圈里挺有共鸣。
钱不够，人自然留不住。
纽约大学的LeCun前阵子在推特上放炮，“去年我实验室三个博士后，两个去了德国，一个回了中国。不是不爱美国，是这边连启动经费都要自己找。”
美国科学促进会的数据虽然没明说，但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35到45岁的科研骨干，回国率比五年前高了不少，尤其那些手握核心技术的，走得最干脆。
陶哲轩自己也遇到了麻烦。
他带的三个博士生，本来今年能拿夏季工资，现在得推迟到秋天就为了省那点钱。
“本来想让他们安心做研究，后来发现，连安心都是奢望。”
他在筹款直播里说得挺无奈，“以前觉得美国科研体系是块金字招牌，现在看看，漆都快掉光了。”
IPAM这边也在自救。
马克所长带着人跑硅谷，找谷歌、微软拉赞助。
谷歌还算给面子，捐了50万，但有条件以后每年得办一场机器学习专题研讨会。
“以前我们搞学术纯粹看兴趣，现在得看金主脸色。”
老研究员苏珊说得挺实在。
实在不行就缩规模，把办公楼三楼租出去，换回点租金发工资。
前几天刷到IPAM的新公告，说秋季学期的研讨会保住了，虽然从每周三次减到一次。
陶哲轩转发的时候加了句，“这不是胜利，只是暂时没倒下。”
想想也是，美国科研这套体系，七十年来靠“砸钱换创新”，现在钱砸少了，问题全暴露出来。
IPAM这点钱跟军费比起来不算什么，但它就像个体温计，测出了美国科研的真实体温。
要是连“压缩感知”这种改变世界的技术摇篮都得靠众筹活着，那所谓的“科技霸权”，怕是真要打个问号了。
要我说，别光盯着IPAM那点预算，得想想怎么把“让科学家安心搞研究”这句话重新捡起来不然下次倒下的，可能就不只是个研究所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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