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伦·刘易斯是一位英国记者、作家。2013年，她与丈夫结束了婚姻，在此过程中，她突然意识到，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大部分女性并不享有离婚的自由——直到1926年，英国女性才能像男性那样独立拥有自己的财产。
她开始考察现代社会里女性习以为常的每一项权利，是如何通过斗争逐步获得的：离婚权、选举权、受教育权、堕胎权、爱的权利、闲暇的权利……每一项权利的背后，都有一个或几个“难缠的女人”的身影，她们以严肃、执拗和斗争精神，推动了社会和文明的进步。
《难缠的女人》这本书让我们了解到，生活中很多约定俗成的东西，并不是一直如此的。是因为“难缠的女人”，为我们——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——奠定了如今和谐共处的基础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“她们”的声音值得关注，因为她们正在诉说的，或许与我们的生活依然休戚相关。
经出版社授权，第一财经节选书中部分篇章，以飨读者。
时间我的祖母没有选举权，我的母亲没有避孕药，而我没有时间。
——荷兰喜剧演员赫斯特·麦克兰德（Hester Macrander）
女性作为一个群体，在其面临的所有问题背后，隐藏着这样一个困难：时间不够用。在世界各地，她们都承担着更多的无偿照护劳动，因此能享有的闲暇时间更少。想象一下，如果女性能因为负责家务劳动、照顾孩童和老人而获得收入，经济将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。
这一基本理念早就出现了。1898年，美国妇女政权论者夏洛特·珀金斯·吉尔曼（Charlotte Perkins Gilman）凭借《女性与经济》（Women and Economics）一书一夜成名。她在这本书中表示，已婚女性在家中工作的时间足够长，如果她们能获得相应的报酬的话，足以过上体面的生活。“母亲的工作能力一直是人生重要的组成部分。”她写道，“她是最出色的员工，但她的工作无法影响她的经济地位。她的生活方式，她得到的所有东西——食物、衣服、首饰、娱乐消遣、奢侈品——与她创造财富的能力、在家里提供的服务或者她的母亲身份没有任何关联。这些只与她嫁的男人、她依赖的男人有关，取决于他拥有多少家底，以及愿意给予她多少……人属中的雌性在经济上依赖雄性。他是她的食物来源。”
在英国，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期间，一个名为“家务劳动有偿化”（Wages for Housework）的群体接纳了这个观念。在英国，塞尔玛·詹姆斯是最为人所知的“家务劳动有偿化”拥趸。1930年，她出生于美国一个犹太移民家庭，18岁时，她和第一任丈夫结婚，不到一年就当上了母亲。在纽约不同的工厂工作期间，她的阶级、种族和性别意识都有所增强。当她为一家超市包装棉花糖时——这是收入最低的工作之一——周围有很多黑人女性。当她转而从事电视机接线和焊接工作时，等级略有提升，她注意到，同事变成了白人女性。她发现了职场中不为人知的阶级、种族和性别筛选机制。
塞尔玛开始与所在团队的领导、特立尼达历史学家塞利尔·莱昂内尔·罗伯特·詹姆斯（C. L. R. James）沟通，后者后来成为她的第二任丈夫。她向他倾诉当“家庭主妇”所面临的困境——她用这个词来形容美国所有的女性，无论她是否外出工作。他鼓励她将这些困境写下来，“因为在此之前，他从未听说过关于家庭主妇的政治言论”。塞尔玛很腼腆，缺乏自信，因此塞利尔让她将脑海里出现的每个想法都写到纸片上，然后把纸片放进鞋盒里，“过一段时间，你打开这个盒子，把所有这些句子整理一下，你就有了一部初稿”。塞尔玛照做了。当她准备写稿时，就把儿子送到托儿所，然后去朋友家写作。“我知道，如果我下班后待在家里整理稿子，到头来就会清洁烤箱或干其他重要的家务活儿。”
最终整理完的册子于1952年出版，名为《女人的地位》（A Woman’s Place）。这是一份简短、尖锐的记录。在贝蒂·弗里丹的《女性的奥秘》诊断出“没有名字的问题”——郊区家庭主妇的倦怠感——10年前，塞尔玛·詹姆斯就发现，纽约的工人阶级中存在同样的问题。她注意到，身边的单身女性觉得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独立。她们认为自己的婚姻将有所不同。然而，她们发现自己变成了“母亲那样的干家务活儿的苦力”。她们发现自己的家庭只靠一笔收入是无法存活的，于是她们去工作。她们期待自己的伴侣可以分担家务，但“孩子出生后，分担家务的念头化为乌有了”。她们觉得孤独，被困住了，被非人化了。她们的工作没有报酬，没有固定时间，没完没了：“可怕的是，当你做家务时，总会有一种永远也做不完的感觉。”
如今，要理解不平等现象，关于无偿工作——女性所占比例尤其高——的讨论至关重要。在西方，人口正在加速老龄化，社会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护理危机。如果政府负担不起，该由谁来照顾老年人？答案很简单，却令人感到压抑：多数是女性。并且，她们得无偿付出。“我们往往认为，女性的无偿工作就是女性个体为了个人利益，照顾其家庭成员。”卡罗琳·克里亚多·佩雷斯在《看不见的女性》中写道，“实则不然。社会依赖女性的无偿工作，并且整个社会从中获益……女性的无偿工作并非简单的‘选择’问题。它被置入我们所创建的制度中，应该也很容易从制度中被剥离。”
* * *
我想到了自己，我的时间正在流逝。我已经30多岁了，对于要不要孩子，我的内心还在挣扎，并且紧迫感更强了。我的时间不多了。但我又想到：我准备好去做那些因为孩子的到来而出现的无偿工作了吗？我想把时间耗在那些劳动上吗？
在我这一代人中，1/5的女性在45岁时没有孩子。而在我母亲那一代人中，这个比例只有1/9。先是鼓励女孩们要有志向，要“争强好胜”，要“摘取天上的星星”，再告诉女性，她们需要待在家里，所以，有这样的结果也是合乎逻辑的。难怪我们会推迟组建家庭的时间，或者干脆放弃组建家庭。
尽管女性主义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取得了很大的进步，但因为生育孩子这件事，男性和女性的生活仍然有所区别。对20多岁的全职员工而言，性别薪酬差距这个问题现在已不复存在。然而，等他们过了30岁，人生就会分叉，再也不会相交。更多的女性转而从事时薪较低的兼职工作，因为这能让她们灵活安排时间，以接送孩子上下学或往返托儿所。有些选择了离家较近的低薪工作。有些放弃了晋升——成为校长、经理、教授——的梦想。对她们而言，时间并不站在她们这一边。
一些男性朋友试图说服我当母亲，称通过孩子的眼睛能重新发现生活的美好，那是一种奇妙的体验。“哦，是的，”我想要反击，“为了这种奇妙的体验，你们付出了什么代价？你们是否放弃了工作？是否有抱负未能实现？是否不再无拘无束？”
毫无疑问，女性的闲暇时间少于男性。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记录，2015年——这是有数据可查的最近一年——英国女性每周闲暇时间为38.35小时，男性则为43小时。过去15年里，两者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。
我想到一个朋友曾经说过，女性被允许进行的闲暇活动分为两类——“手艺活和维持性吸引力”。你要么为你的家做点事，要么保持苗条、涂蜡除毛、去除死皮。“时间是一个女性主义问题。”舒尔特说，“纵观历史，女性从未获得过对自己时间的支配权。她们的时间总是被切割、分散化，由他人支配。她们的生活会被照护劳动打断。如果你是个女人，把时间留给自己，就会被认为不得体或自私。”
阿莉·霍克希尔德生下第一个孩子戴维时，还是个年轻的学校助教。“我想照顾宝宝，同时继续教学工作。”她在《职场妈妈不下班》（The Second Shift）中这样写道——这本书于1989年首次出版。她把戴维放在办公室角落里，大多数时候，他都在睡觉。她在预约名单上加了一个虚构的名字，这样每隔4个小时，她就可以把门关起来喂孩子。这个方法很有用，但她开始好奇：周围男同事的孩子在哪儿呢？她嫉妒那些妻子在家当主妇的男同事，他们拥有“平稳生活，不用做选择”。而女性不管怎么选择，都会陷入困境：“家庭主妇付出的代价是，与社会主流生活脱节。而职业女性付出的代价是，陷入如发条般运转的职业生涯，几乎没有时间或情感能量去照顾家庭。”
霍克希尔德想研究处在人生最艰苦时期的夫妻，他们需要兼顾工作和年幼孩子的需求。如果母亲和父亲一样，需要工作一整天，那谁去学校接孩子呢？谁负责做饭洗碗呢？谁被认为应当为家庭的顺利运转而负责呢？
霍克希尔德的调研结果令人沮丧，但回过头去看，这样的结果也属意料之中。太多女性在下班后还得上“第二轮班”，进行无偿劳动——她们仍然得为孩子讲睡前故事，还要负责熨烫衣服。她给出的数据令人震惊：每天按24小时计，女性每年的劳动时间比男性多出一整个月。“正如在职场中，男女薪酬存在差异，在家里，男女还存在着‘闲暇差距’。”她写道。
* * *
如今，很少有男性承认，他觉得家务活儿是女性专属，或吹嘘自己从没换过尿布。然而，虽然男性的态度发生了变化，社会结构却没有跟上。只有2%的男性休共享育儿假——这一规定于2015年引入，让男性与同性伴侣可以和孩子的母亲分享带薪假期。鼓励、支持想要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的男性，能让所有人受益。斯堪的纳维亚地区提供了典范，专门为男性提供了带薪育儿假，或许能鼓励更多男性休假。
时间被性别化不是一个关于专横、可恶的丈夫与可怜、受压迫的妻子的故事，而是一个我们不假思索就遵循的文化脚本，这一点很重要。20世纪进入职场的女性，其社会地位和经济独立性都有所提升。而承担越来越多家务的男性，则得不到经济回报。但是，仍然有很多男性开始做家务，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才公平。
各党派都对全民基本收入感兴趣，这表明，现代资本主义的不足之处变得愈发明显。在现代资本主义成为全球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期间，绝对贫困人口减少了，生产效率得以提升。但在这背后，隐藏的是主要由女性完成的无偿劳动，经济数据并没有体现出她们的付出。经济学家喜欢说：如果一个男人娶了他的女管家，GDP就会下降。他们的意思是：付钱给清洁工算经济活动，可当你母亲给你收拾袜子时，就不算经济活动。她的付出是没有回报的，并且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。可是，经济不仅仅只包含那些容易计算的东西。
“在计算国民收入时，将家庭主妇的无偿劳动排除在外，这歪曲了实情。”保罗·斯图登斯基（Paul Studenski）在1958年出版的《国民收入》（The Income of Nations）中写道。
当然，我们还可以用另一个词来指代“全民基本收入”，那就是：家务劳动工资。塞尔玛·詹姆斯最初提出的要求很明确，那就是“家务劳动”不应该被狭隘地定义为清洁或做饭，而应该是所有为了辅助有偿工作而付出的无偿劳动。而这个问题受到冷落，是否与我们认为受到影响的主要是女性有关？我认为是的。为女性提供福利，往往看起来像给予她们特殊对待。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和发放家务劳动工资一样，容易引发争议，不切实际。但如果男性也能领，它就自然而然地被认为更加严肃。
（本文选自《难缠的女人》第九章《时间》，发表时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拟。）
《难缠的女人：女性改变世界的11个时刻》
[英] 海伦·刘易斯 著 陈薇薇 译
明室Lucida·上海译文出版社 2026年1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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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伦·刘易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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